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挖掘机“舞”起来！各地“拼开工”，经济发展添活力******
中新网2月4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挖掘机铁臂高举，装载车来回穿梭，脚手架上焊光闪耀，施工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春节假期结束，全国多地一大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一幅幅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1月31日，武汉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周钢 摄各地“拼开工”，全力以赴冲刺开门红
兔年开工第一周，最忙的地方可能要数全国各地的施工现场了。为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各地加足马力。中新财经记者注意到，近日，河南、陕西、云南等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吹响加速建设的“集结号”。
1月28日，春节假期后首日，河南省就迎来第七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数千个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其中，仅开工项目就达1271个，总投资1.6万亿元。
同日，陕西省第一季度795个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5646亿元，年度投资2285亿元；云南省举行了2023年一季度重大产业项目调度暨开工推进会，今年一季度计划开工项目675个，总投资197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64亿元。
在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到雄安新区的“轨道交通大动脉”建设正加紧进行。1月28日，雄安新区举行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开工项目共43个，总投资416亿元。
1月31日，武汉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共有305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参与集中开工，总投资3020亿元，涵盖了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和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
“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各个动力或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消费投资。而在投资领域，相关项目的开工建设问题尤为重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向中新财经记者表示。
1月28日，雄安新区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 刘向阳 摄“从目前情况看，各地行动都较为迅速，纷纷启动相关投资项目，这也体现了地方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决心。”赵锡军认为，只要这种行动能够持续，不断取得成效，对今年经济的总体恢复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地定下年度投资“目标”，新基建成重点
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同时，部分省市还公布了2023年全年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如，广东今年将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1530个，总投资约8.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万亿元；福建确定2023年度省重点项目1580个，总投资4.0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480亿元。
从近期各地集中开工项目以及披露的年度重大项目清单看，5G、特高压、城际高速公路、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成为投资重点之一。
除了公布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多地也针对2023年投资设定了“小目标”。
GDP总量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近日明确了“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目标。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1月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综合考虑重大项目安排及资金要素等保障，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为增长5%左右，总规模将迈上1万亿元的新台阶。
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2023年也将目标设定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左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杜月认为，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有利于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和扩大当期需求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月29日，福建福州，中铁工人在滨海快线施工工地作业。王东明 摄“真金白银”安排上，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推进重要投资项目的落地落实，发挥有效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国家层面，春节前后将集中下达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国家发改委还提到，坚持“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继续用足用好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的经验做法，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资金，强化要素保障。
争取资金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各地也在行动。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艾学峰近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推动一批项目新增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和方案盘子，争取国家政策资金用地等支持，力争今年国家基于广东专项债额度超过去年。
近日，上海市政府印发的《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到，用好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金)、专项债券、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REITs等扩大投资政策和工具，加快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和申报工作。
在赵锡军看来，投资项目在建设期间，除了设计规划、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外，真正操作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安排。“只有资金到位，项目才能顺利开展，形成有效的实物工作量。”
“因此，项目开始实施的时候，保证项目资金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是地方政府和项目实施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赵锡军称，就目前来看，在资金安排上，中央和各相关部门有各种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也会根据项目的特点、规模等，确定相关资金的供应方案和相应的一些安排。
近期，多地披露2023年预算报告。数据显示，多地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限额相比2022年有所增加。如，河北省预算报告显示，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为1286亿，相比去年增长73.8%。
赵锡军表示：“在当下，一个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为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资金保障。目前各地对于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筹措资金支持地方重点项目，均非常重视。”(完)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
)